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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晚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早年随业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并受命组建淮军,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期间着手办理洋务,创办了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失败后,作为特使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被启用为两广总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参与“东南互保”,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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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诗词作品(共47篇)

李鸿章介绍

李鸿章早年经历

李鸿章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2022-10-05)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今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是县学优廪生李文安与其妻李氏之子。谱名章铜。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鸿章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李文安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李鸿章遵父命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入京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同年,与周氏完婚。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入京会试。当时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名臣翁心存(李鸿章的房师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而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日后太平军起,二人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见丁未科散馆人员”,改授李鸿章为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李鸿章湘军幕僚

 

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迅速向东发展。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清文宗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五月,李鸿章带兵守卫和州裕溪口,首次与太平军交战。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复安徽含山县之功,李鸿章被赏带知府衔。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安徽巡抚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十月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次年(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李鸿章被派往安徽军营,由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伊兴额统领。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败绩,急需人才。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发生转变。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李鸿章组建淮军

主词条:淮军

 

1860年威廉·桑德斯为李鸿章拍摄的坐姿照(2张)

咸丰十年(1860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同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上海。为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未果,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

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

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

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

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三月,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署任江苏巡抚,十二月改为实授,一度暂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6、7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李鸿章巩固地位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英国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常胜军闹事事件,并用计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李鸿章镇压天国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李鸿章骑都尉世职。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出击。第二天,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后,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这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

李鸿章平定捻军

主词条:捻军起义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李鸿章上任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超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太后对吴棠“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所摄李鸿章中年照片(2张)

回武昌后,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第一个是曾国藩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

同治六年(1867年)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他在军事上坚持上任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顺利镇压剩余捻军。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12月被任命赴贵州督办苗乱军务。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

李鸿章中年照相册参考资料

李鸿章北洋始末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李鸿章各类形象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十六日(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有观点认为,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提醒慈禧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未批。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李鸿章马关议和

主词条: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前后的李鸿章形象(4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遭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眼睑下方,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清政府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本为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据说李鸿章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怎么也不肯上,最后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李鸿章出访欧美

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成功进行“三国干涉还辽”,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李鸿章及恭亲王奕?、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于是,为应对不断崛起的日本造成的威胁,清政府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矛盾,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扩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较早提倡“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奉命作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尼古拉二世举行会谈,俄方提出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并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作为承诺。到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李鸿章前往祝贺,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四月,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此后,李鸿章先后访问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9万多公里,受到了各国超规格的接待和欢迎。6月14日,李鸿章觐见德皇威廉二世,6月24日又前往汉堡拜会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均受到高规格的接待;7月4日抵达荷兰,受到荷兰女王威廉明娜的招待;7月8日,前往比利时觐见国王利奥波德二世;7月13日抵达法国巴黎,会见法国总统弗朗索瓦·菲利·福尔;8月2日抵达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李鸿章“维多利亚头等大十字宝星”勋章,他在伦敦发表了演讲,并深入工厂考察了英国工业、观摩英海军演习;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被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接见,美国媒体也大加报道,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李鸿章抨击了美国当时的排华法案。

李鸿章出访各国图像与报纸报道

李鸿章出访各国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李鸿章积劳薨逝

主词条: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东南互保辛丑条约

 

庚子事变前后的李鸿章(7张)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5月,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干涉义和团运动。6月,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对各国宣战,北方局势一片混乱。

此时在广东的李鸿章对慈禧太后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当他接到宣战诏书以后,当即以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打电报给在上海的邮政大臣盛宣怀,并让他将此意密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现有的秩序,使各国放心。在盛宣怀等人的策划、联络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于6月26日同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保护条款》。李鸿章对此完全赞同。

在时局日益糜烂时,据说张之洞等还密议了“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太后与皇上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不久后,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直至7月30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8月15日,北京沦陷,两宫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5日,由百名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11日到达北京贤良寺西跨三院。贤良寺由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抵京当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开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谈判前后进行了九个月。由于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李鸿章一累就有眩晕的顽疾。劳累过度的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旧病复发。拖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再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自知时日无多的他想尽快结束谈判。在病榻之上,他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参见庚子赔款)。

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同月,李鸿章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10月30日,在死前八天,他还到俄国使馆议事,据说俄使对他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来后,“呕血碗许”,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此后,李鸿章病情似有好转,随后又转入危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2022-10-05),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据随慈禧回銮的吴永记述说,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甚为顾念,为之流涕,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次日,李鸿章逝世的消息传来,慈禧“震悼失次”,随护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依恃者”。

两宫回銮后,对李鸿章降诏奖谕,命恭亲王溥伟前往奠醊(后又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同时,清廷允许李鸿章入祀贤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如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等地,相继建祠祭祀;京师则特建专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得以在京师建祠的,仅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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